□ 王立民
陰陽五行說在我國古代的思想理論領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有人稱其是“中國人的思想律”。當然，它也會影響到法律文化領域。陰陽五行說對法律文化的影響有個過程，據史籍記載，陰陽和五行作為人們對自然現象的樸素認識，起源很早。《詩經》《尚書》和《易經》中都有陰陽之詞。另外，《史記·歷書》說：“黃帝考定星歷，建立五行，起消息。”統治者還把它們與法律聯系起來，為自己用刑尋找依據。《尚書·甘誓》載，“有扈氏威侮五行，怠棄三正”，故“天用剿絕其命”。把違反五行作為受刑的原因。再后的統治者根據陰陽五行化的《禮記·月令》中有關春夏“省囹圄”“事毋刑”和秋冬“戮有罪，嚴斷刑”“罪無有掩蔽”的規定，實行秋冬行死刑制度。不過，在春秋戰國以前，陰陽五行思想還不成體系，在政治法律中的運用也只局限在個別領域內。
春秋戰國時期，百家爭鳴。陰陽五行思想經過老子、孔子等人的發揮，特別是鄒衍的發明，逐漸成為一種理論。其后，這一理論的信奉者還把這套理論進獻給統一中國后的秦始皇。《史記·封禪書》載：“齊威、宣之時，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。及秦帝而齊人奏之。”秦始皇竟欣然接受，推行“五德之傳”，從此陰陽五行說開始大量進入法律文化領域。可見，陰陽五行說對法律文化的影響比儒家正統思想的影響還要早。漢代是法律文化陰陽五行化的重要時期。在這一時期中，隨著儒家思想的正統化和陰陽五行化，法律文化也進一步陰陽五行化。一些儒生注重用陰陽五行理論解釋法制中的一些基本問題。賈誼認為，根據陰陽五行說，秦為水德，漢繼秦應“為土德”，因此要有一套符合土德而不同于水德的法律，包括“易服色制度”“草具其儀法，色上黃，數用五”（《漢書·賈誼傳》）。總之要“更定”所有法律。董仲舒則用陰陽來解釋刑和德的關系，認為“天道之大者在陰陽，陽為德，陰為刑；刑主殺而德主生”。但是，天“任德不任刑”，因此“為政而任刑，不順于天”。以此來要求當政者施仁政，講德而不要專刑。儒生的有些觀點還為漢統治者所接受，成為法制中的一個部分。董仲舒“治國，以《春秋》災異之變推陰陽”。以這本“陰陽化”的《春秋》來決獄，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。
隋唐時期是陰陽五行說的完備時期，《五行大義》就此完成。同時，陰陽五行說也隨著儒家思想與法結合成一體，代表作是《唐律》。《唐律》一方面用“疏議”引用《易經》的經句來說明律中的一些規定。如《職制律》“私有玄象器物”條“疏議”援引《易經》中“玄象著明，莫大于日月，故天垂象，圣人則之”之句，來說明自然界的最大陰陽現象是日月，并只能由最高統治者掌握這一現象。由此規定：玄象器物、天文、讖書等“私家不得有”，違反即屬犯罪，要處“徒二年”。另一方面在規定的內容里明顯反映陰陽五行的一些觀點。如《斷獄律》“立春后秋分前不決死刑”條的規定，直接反映了陰陽五行說中秋冬行死刑的觀點。唐后的封建朝代在不同程度上襲用唐律，繼承了唐代的這一法律文化。
陰陽五行說涉足政治法律以后，具有明顯的政治目的。鄒衍當時作“終始大圣之篇”，是因為他“睹有國者益淫侈，不能尚德，若大雅整之于身，施及黎庶矣”。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·王道通三》中說：“古之造文者，三畫而連其中，謂之王。三畫者，天地與人也。而連其中者，通其道也。”
“王者唯天之施，施其時而成之，法其命而循之諸人。”這句話表達出為了維護君權。但由于它們被涂上了陰陽五行的粉飾，故政治目的被淡化了。法律文化披上陰陽五行的外衣后，其階級性也被掩蓋了。似乎國家的法律都由陰陽五行決定，不可抗拒，必須遵守，違反后應受到處罰，這是報應。它轉移了被統治階級對統治階級不滿的視線。從中亦可見，我國古代的統治者推崇陰陽五行及其法律文化的用心。
陰陽五行說本身具有神秘色彩，用它來解釋自然和社會現象又具有很大的隨意性，在人們普遍相信這一學說的時代里，易產生不利于統治者的輿論。為了防止思想混亂，我國古代的統治者把陰陽五行說控制在一定范圍內，并打擊那些任意擴大、歪曲陰陽五行說的行為。北朝魏時多次規定，禁止百姓“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”，違者要“以大辟論”（《九朝律考》）。《唐律》把陰陽五行迷信化的言論及出版物稱為妖言妖書，渲染和制造者中的重者處絞，輕者徒、杖。《大明律》和《大清律例》也分別設立“造妖書妖言”罪，把“造讖”也劃入此罪范圍，規定：“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，皆斬。”可見，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很怕這一學說被人利用，并把它的影響限制在對自己統治有利的范圍內。
（文章節選自王立民《法苑內外》，人民出版社出版）
來源：法治日報、智慧普法平臺（中國普法網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