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奢者，楚昭王相也。堅直廉正，無所阿避。行縣，道有殺人者，相追之，乃其父也。縱其父而還自系焉。使人言之王曰：“殺人者，臣之父也。夫以父立政，不孝也；廢法縱罪，非忠也；臣罪當死。”王曰：“追而不及，不當伏罪，子其治事矣。”石奢曰：“不私其父，非孝子也；不奉主法，非忠臣也。王赦其罪，上惠也；伏誅而死，臣職也。”遂不受令，自刎而死。

　　——《史記·循吏列傳》

　　解析：誓死捍衛(wèi)法律尊嚴

　　《史記·循吏列傳》中記載的“石奢縱父自刎案”講述了官吏放走了殺人的父親后請罪自殺的故事。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尚無審判官吏回避的規(guī)定，因此出現了審判官吏審理自己的親屬時面臨情法沖突的兩難情形。對審判官吏的回避制度始于唐朝，為了防止審判官吏因親屬或仇嫌關系而故意出入人罪，《唐六典》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肯認了審判官吏的回避制度，稱作“換推”制。在本案中因無回避制度，故石奢在面臨情法沖突時，選擇縱父后自殺，以自己生命承擔了違法的責任，反映了當時司法官吏對法律責任規(guī)定的自覺維護的觀念和循法精神。石奢的做法有以下典型意義：

　　1.切實維護司法公正、司法權威

　　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動的靈魂和生命線，保證司法公正也是提高司法權威、司法公信力的關鍵。古代中華文化中就有維護司法公正的良好傳統(tǒng)，如在本案中，石奢的父親犯下了殺人的罪行，本該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但因受到孝道文化的影響，石奢只能將父親放走，但放走后也自知徇私枉法而自殺。石奢用行動昭告犯罪就應當受到法律的懲處，用行動維護了司法的公正和權威。

　　2.嚴格遵守司法官責任制度

　　司法官責任制度是中國古代法文化的重要內容。以法治官，是中國古代行政法制的悠久傳統(tǒng)，也是中國傳統(tǒng)政治法律文化的一個突出特點。我國古代的職官管理制度頗為嚴密，早在奴隸制時期就有對官吏犯罪予以處罰的規(guī)定。如《尚書·舜典》中有“象以典刑，流宥五刑，鞭作官刑，撲作教刑，金作贖刑”的記載，作為治官的“官刑”也適用于執(zhí)法裁判的司法官吏。《尚書·呂刑》規(guī)定了“五過之疵”（惟官、惟反、惟內、惟貨、惟來），司法官吏審判案件因為倚仗官勢、私報恩怨、受人左右、接受賄賂、接受托請，以致影響了案件的正確處理時，都要承受與枉法幅度相對應的刑罰處罰。在春秋時期，司法官吏因錯殺而承擔刑事責任的法律思想或法律規(guī)定就已存在，而且受法家思想影響，在執(zhí)行上十分嚴格。本文中的案例不僅體現了石奢的循法精神，更反映了當時司法官吏自覺維護法律規(guī)定的觀念。以內心自省與責任約束相結合的中國古代司法官責任制度，是中國古代的一大創(chuàng)造，也是古老的中華法系區(qū)別于世界其他法系的顯著標志之一。

　　3.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

　　司法官責任制度發(fā)展至現代中國，就是司法責任制。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是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、推進司法體系和司法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。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在司法體制改革主體框架中具有基礎性地位、標志性意義和全局性影響，對于確保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具有深遠意義。司法責任制的核心要義就是“讓審理者裁判，由裁判者負責”，它在賦予法官審理裁判案件主導權和決定權的同時，強調法官對裁判結果負責。司法責任制中的“責任”內涵豐富，既包括法律責任，又涉及紀律責任；既包括行為責任，也包括結果責任；既包括法官審判責任，也包括審判行政管理責任等。司法責任制的全面落實不僅要依靠制度上的推進與完善，更需要審判人員內心認同和自覺遵守。審判人員只有始終堅守以公平正義為根本遵循的法律職業(yè)良知，始終秉持對案件質量終身負責的責任感，才能真正使司法責任制落實落地，使每一個司法裁判都能經得起法律和道德良知的拷問及歷史檢驗。

　　（文章節(jié)選自崔亞東主編的《法治文明溯源：中華法系經典案例解析》，商務印書館出版）

　　來源：法治日報、智慧普法平臺（中國普法網）